中华民族自古以文明礼仪之邦著称，我国各代的政治哲学的最高原则，是讲礼治，而非法治。礼治注重的是文化的教育，全民的教育。而中国社会注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礼仪规范，注重人际交往的文明礼貌，注重树立维系礼仪社会的风俗风尚，将礼仪道德作为个人良好品行、社会优良风尚的自觉追求，礼法兼备、宽猛相济，始终是华夏历史当中的安邦定国之要道。社会治理并不能完全依赖于法令规章的“硬约束”，而是要从最根本上培养起每个人的礼义廉耻之心，从而以“软引导”的力量完成社会治理的目标。

一、礼仪道德 正本清源

我国从舜的时代开始了最早的法律，舜制定了象刑，所谓象刑，即象征性的刑罚。那个时代如果有人犯了罪，会做一顶特殊的帽子给其人戴上，让别人知道这个人是犯过罪的。到了周文王的时代，舜看见了有老百姓犯罪自己反而哭了，但是又不能不去处罚，就在地上画一个圈，在若干时日内，不允许犯罪者越出来圈外。但像这样的时代，以当时的标准来说，已经不能算是太平了。

      汉朝兴礼之后，吏治清明，官员道德蒸蒸日上，少有人作奸犯科，黎民百姓过着和美安乐的生活。社会治理重视道德教化，而不完全依赖于法律的严苛，无论法制健全不健全，社会仍然可以保持和美的风俗。

      唐代继承和坚持了汉代以来的礼治思想，提倡以仁孝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汲取隋炀帝滥用刑罚而导致隋王朝覆亡的教训，采纳魏征的建议，强调慎狱恤刑，使老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进而达到了社会秩序的良性循环。

      中国古代礼治思想通过遵礼、行礼、护礼，缘人情而制礼，达到了国家治理的目的，且在经国家、定社稷、序尊卑方面，礼为人们设定好了义务与责任，除了极少数违反纲常伦理、破坏社会秩序、罪不可赦之外，只要按部就班、安分尽责，就能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

二、法德两翼 兼通情理

       “文章华国，诗礼传家。”所谓礼是什么？是起到中和的作用，人与人之间会有偏差，事与事之间彼此也会有矛盾；中和这个矛盾，调整这个偏差，就靠礼。礼治的本质就是为了维持特定社会统治秩序的制度，而法律其实也就是礼的作用。“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这是曾子对法治的观点，曾子认为应该将法治与社会的实际情形相互配合起来，不论任何时代，这也是执法人员应该具有的态度，审理案件的人，不但要搞清楚案件的客观事实，还要深入了解人的内情，其犯罪的动机究竟在哪里，很多的时候，是因为社会问题而促成人去犯罪的，所以在如此的时代，办案时对犯罪的人，应该别有一种怜悯悲痛的心情，大家都是自己的同胞，为什么这个人会犯罪，这是自己的责任，只有无比的悲痛和怜悯，没有什么功绩可喜的，更不应当认为办了一个大案，就觉得自己有功而高兴自满，如果社会上永远不发生罪案才是真正的目标，古代如果社会风气出问题了，当时的士大夫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负责任。

       法律如门锁一样，防君子不防小人，小偷真要偷，锁也很难挡得住，许多真犯法的人是精通法律的，不精通法律的反而不敢犯法，因为君子是怀畏刑法，小人只是怀思福惠，处处讲利害，只要有好处就干了，所以要有道德作基础，才能补救法律之不足，比如税法方面，追缴、追补的多，逃税、漏税的也不少，这也就是美式的民主"人权"的奇怪现象，也是一言难尽。太偏重用“法”治国，法理的逻辑愈严密，执行的弊端也容易愈多，因为社会随时在变，人事也随时随地在变，法律规定也会随时随地增加。封建帝王们位在法律之上，自有特殊的裁决权，即使不是暴君，也不得不变成暴君了。任何一个大小的领导者，必定是众望所归、众怨所集的焦点。号称现代民主法制的“漂亮国”，也走入法律繁多的弊病，其法令也多如牛毛，各州的立法，有的和联邦法律不同，难免抵触。法官们对于法律的解释，有时候也犯了如中国历代酷吏一样的错误，“周纳罗织”，入人于罪的也不少， 所以老子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他希望的“无为”之治，是无法规的自治。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无条例的自律。孟子也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仔细看来，古今中外，善恶美丑的事实都是一样，只是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人们，把善恶美丑的外形，粉饰打扮得各有不同而已。

三、积极“听诉” 内圣外王

      《荀子·礼论》载：“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明代大儒丘浚认为：“民生有欲不能无争，争则必有讼”。清朝崔东壁亦指出：“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必此争而彼甘于让，斯耳；苟不甘于让，则必讼之矣。”人与人之间的欲望冲突导致诉讼不可避免。虽然争讼客观存在，但孔子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南宋时期朱熹则进一步强调要使“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以实现“无讼”，最终达至“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状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大同”社会，可以说这种“大同”社会是历代统治者所孜孜以求的最高理想，争讼案件的多少自然而然成为社会和谐、政治清明的重要标志，于是“息讼”成为传统社会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

        “息讼”不等于“畏讼”， 处理案件不能“和稀泥”，真正有效的“息讼”就是要积极听讼，作为律师也应当汲取传统文化法治精神的精华，在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