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苏力老师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使我受益匪浅。幸看完后，我对当代的中国法治有了更近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从中收获颇多。

      在序和自序中，晓力老师和苏力老师分别以什么是你苏力的贡献和什么是你中国的贡献为引子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晓力老师认为，苏力老师在本文中最重要的贡献便是对盛行的法治建设的“现代化方案”的反思和挑战。这种“现代化方案”便是“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其意指就是“主张政府作用国家强制力尽快建立一个现代的法律体系，以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而苏力老师以一种诗人口吻述说着“历史的多情”，指出什么是你中国的贡献？实际上这是苏力老师的作为法学家的社会责任感。真的贡献只能产生于一种对中国昔日和现实真切的关怀和信任。关注中国当代的现实生活，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是中国学者有可能作出独特学术理论贡献的必由之路，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无可替代的贡献。

      苏力老师在本书中引用了一些鲜活的例子，都是我们身边经常发生的事件，从浅近的社会法律问题入手，集中讨论了中国当代法律和法学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本文只挑选其中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以《秋菊打官司》为例，村民秋菊的丈夫因口角之争，与村长打了起来，村长向其下身踢了几脚。为此秋菊非常愤怒，要讨个“说法”。几次调解不成，秋菊无奈选择了打官司，最后，村长被逮捕。在警车带走村长之际，秋菊却满脸疑惑并自语道，怎么把人给抓了，我只是要个说法。秋菊本意只是想要个说法，她不想通过法律制裁的方式来惩罚村长，因为在一个生活紧密，人际关系亲密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正式法律制度干预破坏了这种社会关系和这个社区中人们之间的预期和默契。似乎法律得到了执行，似乎公民权利得到了保障，似乎正义战胜了缪误，但在一定期间内，她将在一定意义上被“流放”。从这个社会上普普通通的例子中可以知道，中国的法律是公平正义的，但仍然存在很多缺陷。这也引出了“法律规避”的论题。有些事其实完全没有必要非得按照法律规定一五一十的做，因为正式法律的运营效果未必一直极好。而本土化法律也许并不符合普世的客观真理，但也绝不是人治的暴政。

      在《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一文中，作者通过分析一个规避法律的私了的案子指出，农民规避国家制定法而偏好私了并不必定是一种不懂法的表现，而是利用民间法和国家指定法的冲突所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因为私了对双方都更为有利。在合作规避中，双方都是熟人，都生活在相距不远的农村，这种限制条件使他们相互便于沟通和理解。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后还要继续在同一空间生活下去，所以他们更乐意采取一种妥协、合作的态度？所以私了实际上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为“囚徒困境”做的一种最佳选择。

      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不一致性导致了法律多元化，因为法律多元的存在确实给人们提供了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选择。其实分析私了案件仍然具有某种启示：当法律规避不可避免或有必要的情况下，法律规避也许并不那么可怕，因为规避存在本身就表明规避者意识到国家制定法是一种权威的存在，当他们努力规避国家制定法实际上也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国家法律的规则。

      在探讨“如何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法治”这一问题时，我们应该全面理解法律的功能。作者将法律的功能定义为——“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可以原先猜想到这么做的后果。“大致确定的预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在比较确定的预期下，我们才能进行一切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才不至于陷入不可知的恐惧之中。我们长期以来倾向于将法律视为社会变革的工具，而忽视法律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保持稳定，是一种保守的社会力量，因此在我们频繁的“修改完善法律法规”之际不仅不可能建立法律的预期和权威，而且有可能破坏本来法律所要保证的已经建立的社会预期，这实际上非常不利于法治的建立。所以我们要利用本土资源，就会存在另外一个问题，从哪儿去寻找本土资源。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传统往往会被理解为从历史中寻找，特别是从历史典籍规章中去寻找。这种资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从社会生活中的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从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寻找。

      苏力老师文中没有具体回答如何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法治，但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即注重利用本土资源。这在当时“变法”与“法律移植”呼声颇高的背景下，对我国法治建设颇具有启迪作用。

      最后，还是要以赵晓力老师的一段话为结尾：我们不仅需要对中国法制建设的进程及其理论进行反思，反思还必须及于我们自身；我们需要的是在反思中前进，而不是在一味的高歌猛进中迷失方向，迷失自我。